善学才是捷径
本文转自：大众日报
□ 本报记者 于国鹏
9月2日至3日，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，19位山东作家参加。此次会议上的一个热词是“学习”，这也正是培养文学人才、繁荣文学事业的关键所在。开幕式上，作家王蒙、莫言在主题演讲中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会时，都专门谈到了学习。这些大作家的经历也启示年轻作家们，勤于学习，善于学习，更能激发作者的创造性，从而创作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，甚至开创新的文学形式。
作品如群星闪耀，连成光带
王蒙认为，要跑好文学的“马拉松”，就得“学习、学习、再学习”，这也是自我“升级”的需要。
他说：“这个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，包括信息的变局、知识的变局。我们得升级，得活到老学到老。”
要学哪些内容呢？王蒙认为，学习要“有专长，也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资源”。也就是说，要博与专结合。博，方能视野开阔，融会贯通；专，则能学有所长，精于一技。博而能专，既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厚的知识积累，也能让创作者本人增长见识和才干，进而提升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。
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，王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“德国的大作家海因里希·伯尔去世后，他的家属邀请我到他的德国别墅去住了6个星期，我在那里报名参加了德语班。这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，6个星期学不会我也要学，我觉得多学一点东西太可爱了。有人问我，说你学这么多、学这些玩艺儿有什么用？我的看法是，学在前，用在后。你不可能用在前、临时学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必须学习，学习以后早晚有用，永远有用，对你的精神状态、对你的心理、对你的健康都有用。”
王蒙所说的这些，可以从他的作品中体会，也很容易从其他人的评论中得到佐证。
“王蒙善于学习，喜欢学习。”著名文学评论家、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干说，“很多人去了新疆多少年都不会维吾尔语，他去了没几年就把维吾尔语学会了。他学英语也很快。”
这段经历，王蒙去年接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沈杏培访谈时也谈到过：“我对学习维吾尔语更有兴趣，在学习维吾尔语过程中，甚至投入到连说梦话都在讲维吾尔语。除了语言，很多时候我学其他东西也都像‘疯’了一样。”
王蒙还说：“我和我的文学之所以能够‘长盛不衰’，源于我对人生、文学和写作抱积极的态度；同时，我对参与工作、政治生活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抱积极、热爱的态度。往大了说，我对党的事业和中国梦抱积极的态度；往小了说，我对生活万物有浓厚的兴趣，对学习抱有积极的态度。”
王蒙还举了另一个例子，2008年接受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英语访谈：“要谈半个小时，而且不能念稿子，连纸条也没有，这对我很有挑战。为此我恶补了十几天英语，每天都高强度练习。最后我颇有兴致地坚持下来，反响还可以。另外，如果说缺憾，我感觉我在知识的体系性和严谨性上不行，古今中外的经典和知识，我都需要加强学习。”
王干评价，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，王蒙先生的作品群星闪耀，相连成一个“光带”，“阅读王蒙先生，必须掌握一个关键词，叫‘青春’，青春的特点是年轻，青春的心态让王蒙先生有了不断创新的精神。”
王蒙的作品能体现出“青春”色彩，是因为他有青春的心态和创新的精神；也正因为拥有这种青春的心态和创新精神，他才能一直“觉得多学一点东西太可爱了”。用一句话来概括——他勤学、好学，心态年轻，思维新潮，始终站在时代前沿，脑子里淘汰掉那些陈腐的东西，写出的作品自然而然就会闪耀着“青春”风采。
易旧调以新词，自成绝调
王蒙与青年作家们分享的内容是他的亲身经历和创作经验，有他个人独到的感悟，也有一些普遍性的道理。他说的“学在前，用在后”，就属于普遍性道理。
古往今来，数不清的作家、诗人善于学习，然后学以致用，有了自己的新创造。
在这方面，唐代刘禹锡可以当作一个典型样本。他正是善于学习，从民歌中汲取养分，创作出面貌一新、脍炙人口的《竹枝词》。
刘禹锡21岁即进士及第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才俊之士。
与他出众才华不相上下的，是他的犟脾气。
他积极参与“永贞革新”，革新失败后被贬至朗州。十年后，奉召回京。春天，游玄都观，看到满观桃花，他提笔写下《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一诗。当政者认为此诗心怀怨望，且语存讥讽，于是又把他贬出去了。
这一贬就是十四年，但似乎并未消磨掉他的犟脾气。受召返京后，他再游玄都观，并写了一首《重游玄都观》：“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诗前，还写了一大段序，介绍写下两首游玄都观之诗的前因后果，抒发自己对屡遭贬谪的感慨。
后一首诗的讽刺意味较之前作更浓，尤其序中“重游玄都观，荡然无复一树，惟兔葵、燕麦动摇于春风耳”之语，再结合诗中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一句，讥讽中还带有几分挑衅。他的脾气之犟可见一斑。
脾气犟归犟，但他的学习能力确实令人佩服。
在文学领域，他善学的故事一直被津津乐道。他屡次被贬南方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贬到“巴山楚水凄凉地”，前后生活了二十多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注意观察学习巴楚民歌中的元素，创作出《竹枝词》。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禹锡在朗州十年，唯以文章吟咏，陶冶性情。襄俗好巫，每淫祠鼓舞，必歌俚辞。禹锡或从事于其间，乃依骚人之作，为新辞以教巫祝。故武陵溪洞间夷歌，率多禹锡之词也。”说明刘禹锡所创之“新辞”，实是受当地祭祀时所歌“俚辞”影响。
《唐人万首绝句选评》中则说：“《竹枝词》本始自刘郎，因巴渝之旧调而易以新词，自成绝调。”这里用“绝调”一词来评价，可见《竹枝词》文学成就之高。
刘禹锡《竹枝词》共有两组，即《竹枝词九首》和《竹枝词并序二首》，共十一首。这些词作洗去民间俚辞之“鄙陋”，文词清新，格调活泼，抒情真挚，音韵和谐。大家最熟悉的《竹枝词并序·其一》是描写男女恋情的：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唱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即体现着这样的艺术特色。
再比如《竹枝词九首·其二》也是一首广为传诵的名作：“山桃红花满上头，蜀江春水拍山流。花红易衰似郎意，水流无限似侬愁。”有学者认为，南唐后主李煜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就是借鉴于此。
刘禹锡所创之《竹枝词》广为流传。后世又有很多学习与模仿者，如苏东坡、杨万里等也都写有《竹枝词》。《竹枝词》创作不衰，更让人时时记起刘禹锡的开创之功。
即使在文学之外，他也留下许多善学的故事。例如，他因为身体羸弱多病，遂留意医术，以至能亲手施治，为亲友及百姓解除病痛。他还广泛搜集偏方，择其可信有效者，编成《传信方》，颇为医家所重。
善学者，师逸而功倍。做事情最省力的一条捷径就是善学。无论今天的大作家王蒙、莫言，还是唐代的大诗人刘禹锡，都是优秀的善学者。有些人或许天赋并不比他们差，但写不出他们那样出色的诗文来，差距应该就在是否善学与善悟上。
